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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滚球的动作要领有哪些图片呢视频讲解

(2025-06-10 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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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1. 国足最新集训名单出炉,都有谁
  2. 中国足球
  3. 国足队员薪水是多少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足球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职业联赛的蓬勃发展。在职业球员的数量与质量上,我国足球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将围绕中国足球男足职业球员的数量,探讨我国足球职业球员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中国足球职业球员数量概述

1. 职业球员数量逐年增长

近年来,我国足球职业球员数量逐年增长。据中国足球协会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球员注册与转会管理暂行规定》显示,2019赛季我国职业联赛注册球员总数为5600人,较2018赛季增长约10%。这一数据表明,我国足球职业球员数量正逐渐增加。

2. 地域分布不均

在我国足球职业球员数量逐年增长的地域分布却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据统计,东部地区职业球员数量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而西部地区职业球员数量相对较少。这一现象与我国足球发展的地域差异密切相关。

二、中国足球职业球员质量分析

1. 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与欧洲、南美等足球强国相比,我国足球职业球员的技术水平仍有待提高。在传球、射门、头球等方面,我国球员与国外高水平球员存在一定差距。这一现象导致我国足球在国际大赛中屡屡受挫。

2. 职业素养参差不齐

在我国足球职业球员中,部分球员职业素养较低,表现为比赛态度不端正、纪律意识不强、训练态度不认真等。这些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足球的整体形象。

三、提升中国足球职业球员数量的对策

1. 加强青少年足球培训

要提升我国足球职业球员数量,首先要从青少年足球培训入手。政府、俱乐部和社会各界应加大对青少年足球培训的投入,提高青少年足球水平。

2. 优化球员选拔机制

完善球员选拔机制,确保选拔出具有潜力的优秀球员。加强对球员的跟踪培养,提高球员的整体素质。

3. 提高球员待遇

提高球员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球员投身足球事业。在保障球员基本生活待遇的加大对优秀球员的奖励力度,激发球员的积极性。

4. 加强俱乐部建设

俱乐部是足球事业发展的基石。加强俱乐部建设,提高俱乐部管理水平,为球员提供良好的训练和比赛环境。

我国足球职业球员数量逐年增长,但质量仍有待提高。要实现足球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青少年培训、球员选拔、待遇提高和俱乐部建设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我国足球职业球员的数量与质量。相信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足球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国足最新集训名单出炉,都有谁

中国足球队社交平台发布动态:“为备战、参加2022国际足联卡塔尔世界杯&2023亚足联中国亚洲杯联合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经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组研究、中国足球协会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2021年5月14日至6月16日期间赴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组织集训并参加相关赛事。”

据悉,本期集训名单中共有26名球员被主教练李铁选中,其中有7名来自广州队(恒大、广州)的球员和6名来自国安、北京的球员,这两个占据了国家足球队的一半。目前这份国足名单意义重大: 5月30日至6月15日,国足将在40强赛中对阵关岛, 马尔代夫,菲律宾和叙利亚,这几场比赛关系到国足的命运。

具体人员的名单:

恒大:艾克森(原名:埃尔克森·德·奥利维拉·卡多索,Elkeson de Oliveira Cardoso,1989年7月13日-),生于巴西科埃略·内托,中国籍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现效力于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中国首位非华裔血统国脚。

张琳芃,1989年5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中国足球运动员,司职右后卫、中后卫、后腰等位置。曾任中国国奥队队长、中国青年足球队队长。

刘殿座(1990年6月26日-),出生于辽宁大连,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司职门将,现效力于中超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

洛国富(原名阿洛伊西奥·多斯·桑托斯·贡萨尔维斯,AloisiodosSantosGoncalves,1988年6月10日-),出生于巴西,中国籍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中场,现效力于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绰号‘‘野牛’’。

韦世豪(1995年4月8日-),安徽蚌埠人,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现效力于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

国安: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李可、杨帆;

上港:颜骏凌1991年1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长宁区。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现效力于上海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场上司职守门员。

王燊超1989年2月8日出生于上海市,中国足球运动员,司职后卫,现效力于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2019年2月23日,王燊超随上海上港夺得2019赛季中国超级杯赛冠军。

苏宁:吴曦(1989年2月19日-),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司职中场、前腰、后腰、右后卫,现效力于上海申花俱乐部。

李昂(1993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苏徐州,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

鲁能:

蒿俊闵(1987年3月24日-),生于湖北省武汉市,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司职边前卫,现效力于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

刘彬彬(1993年6月16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州梅县,中国足球运动员,司职前卫,现效力于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

金敬道(1992年11月18日-),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中国男子职业足球运动员,司职前卫,现效力于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

王大雷(1989年1月10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司职门将,现效力于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

卓尔:

明天,1995年4月8日出生于湖北 [1] ,中国足球运动员,场上司职后卫,现效力于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 [2] 。曾代表中国国青队参加亚青赛 [3] 。

刘云,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效力于武汉卓尔足球俱乐部。

2021年2月,和武汉卓尔续约

华夏幸福:

姜至鹏(1989年3月6日-),出生于山东青岛,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司职边后卫,现效力于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

董学升(1989年5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现由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租借,效力于武汉卓尔职业足球俱乐部。

富力:唐淼(1990年10月16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国足球运动员,司职后卫,现效力于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

申花:朱辰杰(2000年8月23日-),出生于上海市,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场上司职中后卫,现效力于上海绿地申花足球俱乐部。

天海:杨旭,1988年2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场上司职前锋,是中超联赛中为数不多的国产前锋之一。

亚泰:谭龙(1988年4月1日-),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司职前锋,现效力于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 。

中国足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

中国足球需要“休克”疗法

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

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是足球发展的规律

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

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

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

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管是申办2022、2026或是2018,都只能想想而已。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现象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死,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作者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作者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作者,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作者,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作者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作者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死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以上。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国足队员薪水是多少

中国的足球职业联赛,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倒是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也是球员收入的暴减。不过对于生活在“金字塔塔尖”的国脚们来说,这些年来的收入倒没有想象中下降得那么厉害,尤其是在鲁能、申花这样的大俱乐部中,李金羽等“一线大牌”的年收入依然可以维持在300万元以上。

在目前的中超联赛里,国脚级人物的收入有明显的三六九等,这与各俱乐部的慷慨程度大有关系。以目前正在昆明集训的国足名单为例,来自山东鲁能的几名球员足以引起所有人的嫉妒:李金羽和李雷雷2位大腕的年收入在300万元以上,即便是韩鹏这样最近两年才冒出来、但可以在俱乐部打上绝对主力的球员,收入也在200万元以上。甚至是在鲁能打不上主力的年轻球员吕征,一年也能拿到近百万元的收入。相比之下,申花国脚们算是第二档,李玮峰每年能拿到近200万元,孙祥、于涛和杜威则属同一档次,收入在120万元左右,而再低一档的孙吉和王珂则拿不到100万元。北京国安几位国脚徐云龙、陶伟在120万元到140万元之间,而刚刚在球队打上主力的小将杜文辉,在2006年里能拿到的也就在60万元左右,这还要托球队赢球较多奖金收入丰厚之福。

季铭义、张耀坤、王圣和闫嵩几位大连国脚曾经有过一段好日子,闫嵩几年前在国奥队就号称“闫百万”,不过几年过去了现在他们的收入最多也就在百万元左右。当然,国脚中也有穷人,去年联赛表现颇佳而被召入国足的上海联城国脚姜坤,贵为球队绝对核心,同时还拥有一位号称花钱不皱眉头的老板朱骏,但他的年收入却不过50万元左右。至于深圳的忻峰、辽宁的肇俊哲、徐亮、王新欣、张鹭等,收入都不算太高,而且他们更担心的不是合同,而是老板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拖欠薪水

山东鲁能

球员收入:50万-300万

教练收入:约200万

赛季投入:8000万

辽宁队

球员收入:30万-100万

教练收入:约40万

赛季投入:1500万

浙江绿城

球员收入:30万-150万

教练收入:约80万

赛季投入:3000万

大连实德

球员收入:50万-150万

教练收入:约250万

赛季投入:3000万

武汉黄鹤楼

球员收入:50万-200万

教练收入:约100万

赛季投入:3000万

上海申花

球员收入:50万-200万

教练收入:约150万

赛季投入:4000万

上海联城

球员收入:30万-100万

教练收入:约150万

赛季投入:4000万

北京国安

球员收入:50万-100万

教练收入:约200万

赛季投入:3500万

长春亚泰

球员收入:50万-150万

教练收入:约80万

赛季投入:7000万

青岛中能

球员收入:30万-100万

教练收入:约80万

赛季投入:2000万

深圳金威

球员收入:20万-150万

教练收入:约50万

赛季投入:2000万

沈阳金德

球员收入:10万-30万

教练收入:约200万

赛季投入:3000万

厦门蓝狮

球员收入:30万-200万

教练收入:约40万

赛季投入:3000万

河南建业

球员收入:25万-100万

教练收入:约60万

赛季投入:1500万

西安国际

球员收入:50万-100万

教练收入:约100万

赛季投入:3000万

我们再看女足呢:

当国内许多男足运动员的转会费和年薪动辄达到数百万元的时候,或许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我们的绝大多数女足运动员是处在怎样的艰难困境中。日前,新赛季的女超联赛已经全面展开,《京华时报》昨天公布了一份关于女足运动员生存现状的调查,调查中提到的某些女足运动员的贫穷现状令人震惊。据了解,这种状况在女足地方队中相当普遍,随着赞助商的撤退,女足生存状况处于不断恶化中,贫穷正加速吞噬着中国女足运动的发展。

北方某女足球队的一名主力给记者讲述了一件心酸往事。有名女足队员会在每次训练结束后,都要收集大家喝完的矿泉水瓶,攒满一个月以后卖钱。球队没有赞助商,发不出工资,队员只能这样去赚点钱。后来因为要供妹妹读书,这名女足队员离开了球队,据说现在在一家菜市场帮别人卖菜。

而在她的资助下,懂事的妹妹前年考上了师范本科。现在这名队员依然留恋球队,表示从来没有后悔从事女足运动,只是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踢过一脚球。

应该说,女足地方队解决温饱靠的是有关体育部门,有赞助商赞助的球队凤毛麟角,跨入小康的队员少而又少。

退役找不到工作

退役后如何生存更是困扰着女足姑娘。除了个别较有名气的队员可以去足协或体育局上班外,其他队员都面临重新择业的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又不了解社会,大部分女足队员退役后找工作四处碰壁。

记者曾经接触过一名退役球员,当时已退役半年的她正赋闲在家,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每个人就给了几千块钱退役费。我们队没有在国内比赛中获得过前三名,所以也没有健将证,也不能去上学,我们只能自觅出路。”记者曾经造访她的家,全家5口人就挤在一个30平方米的屋子里,父母全下岗,身体也不好。她告诉记者,在刚刚退役时,曾经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份工作,在当地一家超市门口看自行车,虽然薪水不多,但还可以养活自己。可惜还没上班,就被人托关系给顶了。“我们没上过什么学,不踢球,就什么都没有了。”

寒酸现状

住宿简陋

前几天,记者在一家西部女超球队看到让人触目惊心的情形。所谓的球员宿舍不过是8到12人住一间房,睡的是硬板床,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澡堂,每次训练完只能排队到公共澡堂洗澡。宿舍里能看到的只有一些必备的洗漱用具,男足队员宿舍里必备的大彩电和电脑在这里则更是看不到。因为没有独立卫生间,女足姑娘们早上起来上厕所都必须排队。

伙食糟糕

伙食方面更是令人心酸,记者在这支女超球队的食堂看到,每张餐桌上只有3个菜,两个青菜,剩下一个是青菜上面撒点肉末的荤菜。米饭也不是敞开供应,去晚了就只能就着白菜汤吃个馒头。而中超球队的伙食主要以自助餐为主,花样挺多。肉、蛋、蔬菜的供应量非常丰富,想吃多少不限量,每天菜谱不断变换,每餐一般都有10个以上的菜肴,而且还有鲜榨果汁敞开供应。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女足队员都穷怕了。有队员甚至笑言有时候连卫生巾都买不起。“我连手机都不敢开,这个手机还是二手的,平时也就当个闹钟用。出去买东西也要精打细算,有特价了才敢看看。说难听一些,连卫生巾有时候都买不起。”一名女足队员这样告诉记者。

与男足的差距

女比男气死人

同样是踢球,男足队员收入最高的一年接近400万元,而女足队员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孙雯算个异类,不过个人总资产也不过百来万元。一支中超队伍,一年的运营费最少3000万元。而中国全部14支女足俱乐部队全年经费合计也达不到一支男足俱乐部队的投入。

“选择了女足也就等于选择了清贫!”一名教练这样告诉记者。因为热爱足球事业,所以很多队员们还在坚持。情况最糟糕的甚至连吃、住的费用都要自己承担其中一部分。有些球员不仅没有收入,甚至还要倒贴伙食费。她们苦苦训练所等待的,只是为了获得正式的体工队编制,包吃、包住。更好的期待是,每个月能够有数百元的训练津贴。而且这还不算最低的,有些球队由于没有商家投入,经费紧张,有的球员月薪只能领到90元,生存都成了问题。相比之下,前一些日子上海联城球员所说的“月薪一万多元怎么活”的待遇,对所有女足姑娘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富豪过的日子。

本次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对有更清晰的认知,同时欢迎探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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